第115章 临摹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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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章 临摹壁画
为期两天的莫高窟洞窟参观结束,第三天,汪泞生以及赵殿增离开莫高窟。
此时,距离他们第一天来到莫高窟,已经过去五天了。
五天中,三天参与三清宫的测绘,剩余的两天参观莫高窟洞窟。
参观的时间被严重压缩,然而,不管是对汪泞生还是对赵殿增来说,这一次莫高窟之旅,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甚至,还打趣苏亦说,要不是有他,他们这辈子都没机会参与古建考古工作。
两人离开之前的晚上,研究所这边,又举办一次篝火晚会。这一次是送別,六天前的篝火晚会,是欢迎。
依旧是大人在聊天,小孩在玩闹。
天空繁星点缀,地上篝火燃烧。
唱著歌,弹著琴,回忆著往昔,又是一个让人记忆难忘的夜晚。
同样,半夜的时候,这两位还在闹肚子,就算来了莫高窟那么多天了,依旧喝不惯这边的苦泉水。
翌日,清早。
苏亦陪同这两位,再一次登上三危山,沐浴著晨光,打量著对面的莫高窟,一时之间,两人感慨万千。
“真的不想走!”
“果然,莫高窟,就是一个来了不想离开的地方,难怪常先生他们这一辈子,都愿意坚守在这里。”
“是啊,这就是敦煌的魅力。”
两人是上午的时候离开的。
这一次,迎著朝阳离开,虽然没有来的时候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孤独壮美感,但也是另一番滋味在心头。
真正离开的时候,两位师兄还对他发出邀请。
“小苏,有时间也过来西南看看我跟汪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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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错,云南,四川,都算是西南之地。
汪泞生也打趣,“我们还希望你能够为我们西南考古添砖加瓦呢!”
赵殿增道,“就是啊,你在湖南跟江西挖出来那么多好东西,也要来我们云南跟四川看一看嘛,我们西南地界,也有不少好东西的,你可不能厚此薄彼!”
对此,苏亦笑道,“两位师兄放心,未来一定会去叨扰你们的!”
“好小子,等我们要离开了,你才愿意喊我们师兄,也不容易!”
顿时,大家都笑起来了。
看著这两位乘坐的吉普车渐行渐远,苏亦才返回中寺。
两位师兄离开之后,只留下苏亦,一时半会儿,还有些不適应。
他跟汪泞生以及赵殿增不一样,理论来说,他想在敦煌这边待多久就待多久。本来,这个学期,他应该在北大继续读研的,只不过他搞出来的成果太过於惊人,为了解决他尷尬的身份问题,北大这边才让他提前毕业。
他提前毕业了,但是北大方面还没有想好怎么安排他的工作。
因为这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已经制定好了,不可能再让他承担教学工作。他现在虽然名义上是导师宿柏先生的助教,但实际上,北大诸位师长都不会真正的让他承担助教的工作,真要他当助教,才是浪费人才。
可是不当助教,没有发掘任务,让他回北大一直待著也不合適。这也是宿柏以及苏秉琦先生两位先生都愿意他过来敦煌这边看一看的原因。
他要真的在这边学点什么东西,对於北大诸位师长来说,再好不过。
既然是过来学习的,那么就应该有学习的模样,不可能像汪泞生以及赵殿增一样,参观一圈就离开了。
他还是要留在这边踏踏实实的学点东西。
用导师宿柏的话来说,来敦煌,也算是补上他的毕业实习了。之前参加三清宫的测绘,算是意外,他来敦煌,除了参观洞窟之外,就是想过来学习研究石窟寺考古与艺术的,考古部分嘛,前面干了一些,剩余就是临摹壁画部分了。
既然汪泞生以及赵殿增离开了,那么洞窟参观这个部分,基本上就要结束了。他未来要临摹壁画,肯定还要进入洞窟之中,自然不需要再像前两天那样,走马观花的参观洞窟。
这个年代,敦研所这边的人员不算太多,也就是几十个,內部机构也不像前世敦煌研究院那么庞大,现在只分美术组、考古组、保护组以及行政与后勤相关部门。
其中,美术组人数最多,老组长就是段汶杰先生。
考古组人数次之,主要工作由樊瑾诗负责。
保护组嘛,也就是孙濡们他们所在的一组,组长就是孙濡们,除了古建保护,还有洞窟保护以及壁画保护等,人数最少。
实际上,这三个组,也就是后来敦煌研究院成立之后,美术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以及保护研究所的前身。
此外,还有史韦湘先生负责的资料室,以及李贞泊先生负责的摄影室。
他来莫高窟的这些日子,跟不少老先生都混熟了。尤其是史韦湘以及李贞泊两位先生,苏亦也没少朝著他们的工作地跑。在研究所,想要学习没有文献资料,怎么能行。这个方面,只能找史韦湘先生。
史先生,跟孙濡们一样,都是川省国立艺专的同学,不过他学的是油画,孙濡僩学的是建筑。
民国时期,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的早期,骨干基本上就是从川省国立艺专来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学油画的。
除了史韦湘外,他的妻子欧阳森也是川省国立艺专油画专业的学生。
他们大部分都是受到张大千的画展影响的,张大千从敦煌离开之后,1944年1月,就在成都提督西街豫康大楼举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共展出临摹的敦煌壁画44
幅,这一次画展影响到不少的人。
不仅他们,就连段汶杰先生以前在重庆国立艺专读书的时候,也是受到张大千的画展影响才想到敦煌来的。
这也导致他们这帮四川的学生,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早期的创业班底,至於李贞泊先生嘛。
他跟史韦湘什么不一样,他中央大学艺术系研究生肄业,专攻国画。
经歷有些丰富。
1945年曾与徐悲鸿同时举办个人画展,展出国画百余幅。1946年任教於国立北平艺专,1953年曾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美工组工作,1954年前往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石窟艺术拍摄研究工作。
也就是说,他来敦煌之后,不再从事绘画工作,而是主要负责摄影。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研究所唯一一个摄影师。
苏亦恰好也有相机,他拍了不少的照片,不可能总等待返回京城再洗出来,因此,一到研究所这边,他就往李贞泊先生的摄影室跑。
这几天,还在对方搭建的暗室洗出来不少的照片。甚至,因为要赶在汪泞生以及赵殿增两人离开之前把他们照片洗出来,苏亦可没少跑摄影室。
而恰好,敦煌这边这边懂摄影的人不多,有相机的人就更少,这样一来,一老一小,可以交流的话题就特別多,很是投缘。
也因为如此,苏亦才对李贞泊的故事有所了解。
他之所以来敦煌,也跟常书鸿先生有关。
1954年,常书鸿前往京城,要为莫高窟寻找一位能进行石窟摄影的人才,文化部推荐了李贞泊。
与常书鸿见面,李贞泊才知道,彼此竟是亲戚。常书鸿的续弦李承仙,是他的堂兄的女儿。
再加上,敦煌莫高窟在画家之中的吸引力,於是,李贞泊就来了,隨同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万庚育。对方也曾经是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不过跟他不一样,妻子万庚育学的是油画专业,跟他一样,也曾任教於国立北平艺专。
跟隨著史韦湘他们面临的问题一样,学油画的万庚育来到敦煌莫高窟,也面临著同样的问题,临摹壁画,是不是要坚持油画的创作方式?
自然是不可能,都要重新学习线描技巧。
樊瑾诗还告诉苏亦一个故事,那就是1972年,懿德太子墓被发现,欧阳森和万庚育被派到西安,临摹唐代懿德太子墓中的壁画。
墓穴里阴冷潮湿,她们戴著护膝,烘著炭盆取暖,甚至因为顏料冻得很硬,只能用煤气来烤,洞窟里通风不畅,不料竟煤气中毒,晕倒在墓道里,幸好被人发现,才抢救过来。
因为欧阳森和万庚育两人有过命之交,因此,她俩的丈夫史韦湘跟李贞泊两位先生关係也很不错。
实际上,在这个年代,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关係都还是不错的。毕竟都是过去几年被“重点照顾”的对象。
因为工作环境相对封闭,研究所这边不少夫妻搭档。
史韦湘是因为女友欧阳森过来敦煌的,抗战胜利之后,从部队转业的他,也来到敦煌,比欧阳森他们晚来了一年。
除他们之外,孙濡僩的妻子李琪琼也是因为孙濡僩在敦煌工作,才从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美术队转业,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开始从事敦煌壁画临募工作的。
而李琪琼也是敦煌研究院除段汶杰之外临摹壁画最多的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工作性质,需要夫妻分开工作,不管史韦湘、李贞泊、孙濡僩三人以前学啥专业的,现在都不在美术组,而他们仨的妻子,却都在研究所美术组工作。
都是美术组绝对的业务骨干,目前都是研究所乃至於全国非常顶级的壁画临摹师。
可能因为丈夫的关係,三位阿姨对於苏亦都特別照顾,听说他要想留在莫高窟临募壁画,纷纷提出让苏亦跟自己学画。
甚至,还打算抢人了。三位阿姨商议过后,最终让苏亦自己选。
一时之间,让苏亦哭笑不得,只好求助常书鸿先生。
然后,常书鸿先生还开玩笑道,“你自己拿主意。”
这个时候,段汶杰先生还適机说道,“要不,你还是跟我学临摹得了,免得她们三人都在抢人。
,,经过常书鸿先生的介绍,现在谁都知道苏亦的真实来歷。
因此,美术组这边的研究人员都希望成为他在临墓壁画方面的老师,就连段汶杰先生也不例外。
最后嘛,还是樊瑾诗帮他解决这个小麻烦。
直接让考古组的关友慧先生过来带他,理由嘛,就是苏亦是从事考古研究的,在广美那边早就有了师承,不可能真正在敦煌这边拜师,就算他真想拜师,关山月先生估计也不答应。
这样一来,美术组这边也不再拿他开玩笑了。
关友慧跟研究所美术组早期的大部分研究人员一样,也是学油画出身的。
不过,他跟史韦湘先生他们不一样,他53年毕业於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壁画临墓研究工作。
一开始在美术组,62年的时候,被调入新成立的考古组,一待就待20年,直到82年才被调回美术组,然后成为后来的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
现在嘛,他则是樊瑾诗的得力助手。
未来两人合作写了不少敦煌石窟断代与分期的文章。
由他来带苏亦,正好合適。毕竟苏亦並非真正从事艺术创作的,他可不是中央美院壁画专业的学生,而是北大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嗯,现在应该算是北大考古专业的老师了。
让他跟隨著纯粹的美术组画师临墓壁画多少有些浪费学习的机会。
当然,话虽如此。
但是苏亦临墓壁画的工作,也没有落下。
名义上关友慧带著他,实际上,美术组那么多老师,他想跟谁学习就跟隨著学习,反正美术组这边,每一天的工作就是临摹壁画。
外人或许不理解为什么敦煌文物研究所需要那么多画师来临募壁画。
对此,常书鸿先生就有过专门解释。
“我们的临摹工作,既是一种临摹也是一种记录,莫高窟的壁画是在不断的褪色之中的,四十年代临摹的壁画跟五十年代临摹的壁画,模样是不一样的,甚至,五十年代跟六十年代临墓的壁画,同样也是不一样的。每过一段时间,洞窟內的壁画都会起甲、褪色、
脱落、掉皮,因此,我们需要不断的临摹。当然,莫高窟的洞窟太多了,壁画也太多了,就算一直临摹,也不容易临摹完毕。”
至於为什么说不容易临摹完毕,这一点,常书鸿没有解释得特別清楚。
关友慧带著他进入洞窟的时候,说的就比较详细了。
“四十年代,段所长担任美术组组长之后,就开始带领著大家投入洞窟壁画的临摹工作,一开始,都是对局部人物进行临募,目的就是为了锻炼大家的临募技巧,局部临摹一遍之后,五十年代,才开始组织大家临募整铺壁画。
这项工作也不容易,你知道,洞窟是立体的,別看表面上还挺光滑平整,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在墙壁上作画,跟把它们临摹到画纸上,完全就是两回事,需要考虑比例问题。
比如,第61窟的《五台山画》,那么大,想要把它临摹下来,可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完成的,就需要花费好长的一段时间。
实际上,完整版的《五台山图》,一直到49年才真正临募完成,而临摹者就是常所长的夫人李大姐,整个过程花费了足足两年的时间,工作量太大了。”
期间,关友慧还跟苏亦讲述著不少关於临摹壁画的歷史。
比如张大千当年在敦煌临摹壁画的方式。
“他当年用透明纸蒙在墙壁上用铅笔过稿的印稿法临摹,外行人,不知道这个方法会对壁画造成什么破坏,但是我们太清楚了。因为,张大千当年在洞窟临摹壁画的时候,都是用图钉把拷贝纸按在壁画上拓稿。
这样出来的稿子很准確,但图钉不可避免地会在墙上钻出小孔,破坏壁画,因此常所长就给研究所作出了明確规定並一再强调:为了保护壁画,临摹一律採用对临的方法,不许上墙拓稿,所以那时除了用现成的稿子,我们后来都是用打格对临的办法来学习————
除了对临,有的画是已经有稿子的,研究所当时的壁画原稿大部分是张大千留下的拓临稿子,大家都沿用了。
当时对临的也有,用原稿的临摹也有,早期的壁画对临最多,用原稿的则是唐代的最多。”
实际上,对於这段歷史,苏亦也不陌生。
客观上,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对於宣传敦煌艺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他对敦煌壁画的破坏,確实毋容置疑。
他来这边比较早。
研究所还没有成立,他就来了,当时莫高窟还叫千佛洞,並没有归於国有,谁想来都可以。
张大千当年带著两个僕人弟子过来临摹壁画,为了快速完成,就需要用透明纸印稿法临摹,这个方法,就是快。
印稿下来之后,再复製到宣纸之中。
这也是为啥对方才待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临摹那么多壁画的原因。
可以说,张大千当年临募壁画的方式,跟后来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眾人临募壁画的方式,还不太一样。
他临摹的壁画,更多是艺术创作,並没有那么尊重壁画,印稿法弄的也比较隨意,描摹完毕,填色的时候,也自由奔放。
因此来过敦煌参观莫高窟壁画之后,再对照当年张大千的临摹的画作,就会发现有非常大的差异。
不仅如此,他还揭开壁画。
为了看到里层的壁画,他直接把外层的壁画给揭开,然后被指责破坏敦煌文物,张大千还觉得自己非常冤枉。
实际上,除了张大千之外,对於莫高窟破坏的行经多不胜数。
在研究所成立之前,这些洞窟,本地人放牧就可以隨意过来宿夜,牛羊隨意啃食洞窟周边的植被。
当然,破坏最为严重的还是当年的白俄溃军。
俄国十月革命,使得沙皇俄国终结,部分贵族残兵,流窜到国內。
甚至,1921年6月11日,阿连阔夫所部白军近500名,由西疆方面派出的118名骑兵押送,抵达敦煌。
敦煌方面,怕他们威胁敦煌的治安,莫高窟就成了白军残部的收容所,这帮白俄残兵在莫高窟一住就是5个月。
这5个月中,莫高窟惨遭蹂和破坏。他们將洞窟和寺院中的木质门窗、匾牌大肆拆卸,刀砍斧劈,作为柴火。毫不顾忌地在洞窟內架锅、生火、做饭。
很多壁画被烟燻火燎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甚至对大量泥塑断手凿目,挖心掏腹,对壁画则胡乱涂抹,乱刻乱描,肆意破坏。
提及此事,关友慧还是满是感慨。
“当年我们过来的时候,还有不少洞窟有烟燻火燎的痕跡,这帮白俄溃兵对莫高窟確实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可以说,当年常所长他们刚来莫高窟这边的时候,確实做了不少工作,要不然,也不会有现在那么完好的莫高窟。”
一时之间,苏亦也感慨万千。
实际上,不仅常书鸿先生他们,就连关友慧本人对於莫高窟的保护工作也做了不少的贡献。
只是他跟苏亦讲解歷史,不好说自己的功绩而已。
因此,对於这帮坚守敦煌的老前辈,苏亦確实充满了敬意。
现在能够跟隨著他们学习,对於他来说,確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为期两天的莫高窟洞窟参观结束,第三天,汪泞生以及赵殿增离开莫高窟。
此时,距离他们第一天来到莫高窟,已经过去五天了。
五天中,三天参与三清宫的测绘,剩余的两天参观莫高窟洞窟。
参观的时间被严重压缩,然而,不管是对汪泞生还是对赵殿增来说,这一次莫高窟之旅,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甚至,还打趣苏亦说,要不是有他,他们这辈子都没机会参与古建考古工作。
两人离开之前的晚上,研究所这边,又举办一次篝火晚会。这一次是送別,六天前的篝火晚会,是欢迎。
依旧是大人在聊天,小孩在玩闹。
天空繁星点缀,地上篝火燃烧。
唱著歌,弹著琴,回忆著往昔,又是一个让人记忆难忘的夜晚。
同样,半夜的时候,这两位还在闹肚子,就算来了莫高窟那么多天了,依旧喝不惯这边的苦泉水。
翌日,清早。
苏亦陪同这两位,再一次登上三危山,沐浴著晨光,打量著对面的莫高窟,一时之间,两人感慨万千。
“真的不想走!”
“果然,莫高窟,就是一个来了不想离开的地方,难怪常先生他们这一辈子,都愿意坚守在这里。”
“是啊,这就是敦煌的魅力。”
两人是上午的时候离开的。
这一次,迎著朝阳离开,虽然没有来的时候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孤独壮美感,但也是另一番滋味在心头。
真正离开的时候,两位师兄还对他发出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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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泞生也打趣,“我们还希望你能够为我们西南考古添砖加瓦呢!”
赵殿增道,“就是啊,你在湖南跟江西挖出来那么多好东西,也要来我们云南跟四川看一看嘛,我们西南地界,也有不少好东西的,你可不能厚此薄彼!”
对此,苏亦笑道,“两位师兄放心,未来一定会去叨扰你们的!”
“好小子,等我们要离开了,你才愿意喊我们师兄,也不容易!”
顿时,大家都笑起来了。
看著这两位乘坐的吉普车渐行渐远,苏亦才返回中寺。
两位师兄离开之后,只留下苏亦,一时半会儿,还有些不適应。
他跟汪泞生以及赵殿增不一样,理论来说,他想在敦煌这边待多久就待多久。本来,这个学期,他应该在北大继续读研的,只不过他搞出来的成果太过於惊人,为了解决他尷尬的身份问题,北大这边才让他提前毕业。
他提前毕业了,但是北大方面还没有想好怎么安排他的工作。
因为这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已经制定好了,不可能再让他承担教学工作。他现在虽然名义上是导师宿柏先生的助教,但实际上,北大诸位师长都不会真正的让他承担助教的工作,真要他当助教,才是浪费人才。
可是不当助教,没有发掘任务,让他回北大一直待著也不合適。这也是宿柏以及苏秉琦先生两位先生都愿意他过来敦煌这边看一看的原因。
他要真的在这边学点什么东西,对於北大诸位师长来说,再好不过。
既然是过来学习的,那么就应该有学习的模样,不可能像汪泞生以及赵殿增一样,参观一圈就离开了。
他还是要留在这边踏踏实实的学点东西。
用导师宿柏的话来说,来敦煌,也算是补上他的毕业实习了。之前参加三清宫的测绘,算是意外,他来敦煌,除了参观洞窟之外,就是想过来学习研究石窟寺考古与艺术的,考古部分嘛,前面干了一些,剩余就是临摹壁画部分了。
既然汪泞生以及赵殿增离开了,那么洞窟参观这个部分,基本上就要结束了。他未来要临摹壁画,肯定还要进入洞窟之中,自然不需要再像前两天那样,走马观花的参观洞窟。
这个年代,敦研所这边的人员不算太多,也就是几十个,內部机构也不像前世敦煌研究院那么庞大,现在只分美术组、考古组、保护组以及行政与后勤相关部门。
其中,美术组人数最多,老组长就是段汶杰先生。
考古组人数次之,主要工作由樊瑾诗负责。
保护组嘛,也就是孙濡们他们所在的一组,组长就是孙濡们,除了古建保护,还有洞窟保护以及壁画保护等,人数最少。
实际上,这三个组,也就是后来敦煌研究院成立之后,美术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以及保护研究所的前身。
此外,还有史韦湘先生负责的资料室,以及李贞泊先生负责的摄影室。
他来莫高窟的这些日子,跟不少老先生都混熟了。尤其是史韦湘以及李贞泊两位先生,苏亦也没少朝著他们的工作地跑。在研究所,想要学习没有文献资料,怎么能行。这个方面,只能找史韦湘先生。
史先生,跟孙濡们一样,都是川省国立艺专的同学,不过他学的是油画,孙濡僩学的是建筑。
民国时期,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创立的早期,骨干基本上就是从川省国立艺专来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学油画的。
除了史韦湘外,他的妻子欧阳森也是川省国立艺专油画专业的学生。
他们大部分都是受到张大千的画展影响的,张大千从敦煌离开之后,1944年1月,就在成都提督西街豫康大楼举行“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共展出临摹的敦煌壁画44
幅,这一次画展影响到不少的人。
不仅他们,就连段汶杰先生以前在重庆国立艺专读书的时候,也是受到张大千的画展影响才想到敦煌来的。
这也导致他们这帮四川的学生,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早期的创业班底,至於李贞泊先生嘛。
他跟史韦湘什么不一样,他中央大学艺术系研究生肄业,专攻国画。
经歷有些丰富。
1945年曾与徐悲鸿同时举办个人画展,展出国画百余幅。1946年任教於国立北平艺专,1953年曾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美工组工作,1954年前往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石窟艺术拍摄研究工作。
也就是说,他来敦煌之后,不再从事绘画工作,而是主要负责摄影。
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研究所唯一一个摄影师。
苏亦恰好也有相机,他拍了不少的照片,不可能总等待返回京城再洗出来,因此,一到研究所这边,他就往李贞泊先生的摄影室跑。
这几天,还在对方搭建的暗室洗出来不少的照片。甚至,因为要赶在汪泞生以及赵殿增两人离开之前把他们照片洗出来,苏亦可没少跑摄影室。
而恰好,敦煌这边这边懂摄影的人不多,有相机的人就更少,这样一来,一老一小,可以交流的话题就特別多,很是投缘。
也因为如此,苏亦才对李贞泊的故事有所了解。
他之所以来敦煌,也跟常书鸿先生有关。
1954年,常书鸿前往京城,要为莫高窟寻找一位能进行石窟摄影的人才,文化部推荐了李贞泊。
与常书鸿见面,李贞泊才知道,彼此竟是亲戚。常书鸿的续弦李承仙,是他的堂兄的女儿。
再加上,敦煌莫高窟在画家之中的吸引力,於是,李贞泊就来了,隨同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万庚育。对方也曾经是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不过跟他不一样,妻子万庚育学的是油画专业,跟他一样,也曾任教於国立北平艺专。
跟隨著史韦湘他们面临的问题一样,学油画的万庚育来到敦煌莫高窟,也面临著同样的问题,临摹壁画,是不是要坚持油画的创作方式?
自然是不可能,都要重新学习线描技巧。
樊瑾诗还告诉苏亦一个故事,那就是1972年,懿德太子墓被发现,欧阳森和万庚育被派到西安,临摹唐代懿德太子墓中的壁画。
墓穴里阴冷潮湿,她们戴著护膝,烘著炭盆取暖,甚至因为顏料冻得很硬,只能用煤气来烤,洞窟里通风不畅,不料竟煤气中毒,晕倒在墓道里,幸好被人发现,才抢救过来。
因为欧阳森和万庚育两人有过命之交,因此,她俩的丈夫史韦湘跟李贞泊两位先生关係也很不错。
实际上,在这个年代,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关係都还是不错的。毕竟都是过去几年被“重点照顾”的对象。
因为工作环境相对封闭,研究所这边不少夫妻搭档。
史韦湘是因为女友欧阳森过来敦煌的,抗战胜利之后,从部队转业的他,也来到敦煌,比欧阳森他们晚来了一年。
除他们之外,孙濡僩的妻子李琪琼也是因为孙濡僩在敦煌工作,才从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美术队转业,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开始从事敦煌壁画临募工作的。
而李琪琼也是敦煌研究院除段汶杰之外临摹壁画最多的人。
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工作性质,需要夫妻分开工作,不管史韦湘、李贞泊、孙濡僩三人以前学啥专业的,现在都不在美术组,而他们仨的妻子,却都在研究所美术组工作。
都是美术组绝对的业务骨干,目前都是研究所乃至於全国非常顶级的壁画临摹师。
可能因为丈夫的关係,三位阿姨对於苏亦都特別照顾,听说他要想留在莫高窟临募壁画,纷纷提出让苏亦跟自己学画。
甚至,还打算抢人了。三位阿姨商议过后,最终让苏亦自己选。
一时之间,让苏亦哭笑不得,只好求助常书鸿先生。
然后,常书鸿先生还开玩笑道,“你自己拿主意。”
这个时候,段汶杰先生还適机说道,“要不,你还是跟我学临摹得了,免得她们三人都在抢人。
,,经过常书鸿先生的介绍,现在谁都知道苏亦的真实来歷。
因此,美术组这边的研究人员都希望成为他在临墓壁画方面的老师,就连段汶杰先生也不例外。
最后嘛,还是樊瑾诗帮他解决这个小麻烦。
直接让考古组的关友慧先生过来带他,理由嘛,就是苏亦是从事考古研究的,在广美那边早就有了师承,不可能真正在敦煌这边拜师,就算他真想拜师,关山月先生估计也不答应。
这样一来,美术组这边也不再拿他开玩笑了。
关友慧跟研究所美术组早期的大部分研究人员一样,也是学油画出身的。
不过,他跟史韦湘先生他们不一样,他53年毕业於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同年9月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从事壁画临墓研究工作。
一开始在美术组,62年的时候,被调入新成立的考古组,一待就待20年,直到82年才被调回美术组,然后成为后来的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
现在嘛,他则是樊瑾诗的得力助手。
未来两人合作写了不少敦煌石窟断代与分期的文章。
由他来带苏亦,正好合適。毕竟苏亦並非真正从事艺术创作的,他可不是中央美院壁画专业的学生,而是北大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嗯,现在应该算是北大考古专业的老师了。
让他跟隨著纯粹的美术组画师临墓壁画多少有些浪费学习的机会。
当然,话虽如此。
但是苏亦临墓壁画的工作,也没有落下。
名义上关友慧带著他,实际上,美术组那么多老师,他想跟谁学习就跟隨著学习,反正美术组这边,每一天的工作就是临摹壁画。
外人或许不理解为什么敦煌文物研究所需要那么多画师来临募壁画。
对此,常书鸿先生就有过专门解释。
“我们的临摹工作,既是一种临摹也是一种记录,莫高窟的壁画是在不断的褪色之中的,四十年代临摹的壁画跟五十年代临摹的壁画,模样是不一样的,甚至,五十年代跟六十年代临墓的壁画,同样也是不一样的。每过一段时间,洞窟內的壁画都会起甲、褪色、
脱落、掉皮,因此,我们需要不断的临摹。当然,莫高窟的洞窟太多了,壁画也太多了,就算一直临摹,也不容易临摹完毕。”
至於为什么说不容易临摹完毕,这一点,常书鸿没有解释得特別清楚。
关友慧带著他进入洞窟的时候,说的就比较详细了。
“四十年代,段所长担任美术组组长之后,就开始带领著大家投入洞窟壁画的临摹工作,一开始,都是对局部人物进行临募,目的就是为了锻炼大家的临募技巧,局部临摹一遍之后,五十年代,才开始组织大家临募整铺壁画。
这项工作也不容易,你知道,洞窟是立体的,別看表面上还挺光滑平整,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在墙壁上作画,跟把它们临摹到画纸上,完全就是两回事,需要考虑比例问题。
比如,第61窟的《五台山画》,那么大,想要把它临摹下来,可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完成的,就需要花费好长的一段时间。
实际上,完整版的《五台山图》,一直到49年才真正临募完成,而临摹者就是常所长的夫人李大姐,整个过程花费了足足两年的时间,工作量太大了。”
期间,关友慧还跟苏亦讲述著不少关於临摹壁画的歷史。
比如张大千当年在敦煌临摹壁画的方式。
“他当年用透明纸蒙在墙壁上用铅笔过稿的印稿法临摹,外行人,不知道这个方法会对壁画造成什么破坏,但是我们太清楚了。因为,张大千当年在洞窟临摹壁画的时候,都是用图钉把拷贝纸按在壁画上拓稿。
这样出来的稿子很准確,但图钉不可避免地会在墙上钻出小孔,破坏壁画,因此常所长就给研究所作出了明確规定並一再强调:为了保护壁画,临摹一律採用对临的方法,不许上墙拓稿,所以那时除了用现成的稿子,我们后来都是用打格对临的办法来学习————
除了对临,有的画是已经有稿子的,研究所当时的壁画原稿大部分是张大千留下的拓临稿子,大家都沿用了。
当时对临的也有,用原稿的临摹也有,早期的壁画对临最多,用原稿的则是唐代的最多。”
实际上,对於这段歷史,苏亦也不陌生。
客观上,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对於宣传敦煌艺术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他对敦煌壁画的破坏,確实毋容置疑。
他来这边比较早。
研究所还没有成立,他就来了,当时莫高窟还叫千佛洞,並没有归於国有,谁想来都可以。
张大千当年带著两个僕人弟子过来临摹壁画,为了快速完成,就需要用透明纸印稿法临摹,这个方法,就是快。
印稿下来之后,再复製到宣纸之中。
这也是为啥对方才待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临摹那么多壁画的原因。
可以说,张大千当年临募壁画的方式,跟后来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眾人临募壁画的方式,还不太一样。
他临摹的壁画,更多是艺术创作,並没有那么尊重壁画,印稿法弄的也比较隨意,描摹完毕,填色的时候,也自由奔放。
因此来过敦煌参观莫高窟壁画之后,再对照当年张大千的临摹的画作,就会发现有非常大的差异。
不仅如此,他还揭开壁画。
为了看到里层的壁画,他直接把外层的壁画给揭开,然后被指责破坏敦煌文物,张大千还觉得自己非常冤枉。
实际上,除了张大千之外,对於莫高窟破坏的行经多不胜数。
在研究所成立之前,这些洞窟,本地人放牧就可以隨意过来宿夜,牛羊隨意啃食洞窟周边的植被。
当然,破坏最为严重的还是当年的白俄溃军。
俄国十月革命,使得沙皇俄国终结,部分贵族残兵,流窜到国內。
甚至,1921年6月11日,阿连阔夫所部白军近500名,由西疆方面派出的118名骑兵押送,抵达敦煌。
敦煌方面,怕他们威胁敦煌的治安,莫高窟就成了白军残部的收容所,这帮白俄残兵在莫高窟一住就是5个月。
这5个月中,莫高窟惨遭蹂和破坏。他们將洞窟和寺院中的木质门窗、匾牌大肆拆卸,刀砍斧劈,作为柴火。毫不顾忌地在洞窟內架锅、生火、做饭。
很多壁画被烟燻火燎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甚至对大量泥塑断手凿目,挖心掏腹,对壁画则胡乱涂抹,乱刻乱描,肆意破坏。
提及此事,关友慧还是满是感慨。
“当年我们过来的时候,还有不少洞窟有烟燻火燎的痕跡,这帮白俄溃兵对莫高窟確实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可以说,当年常所长他们刚来莫高窟这边的时候,確实做了不少工作,要不然,也不会有现在那么完好的莫高窟。”
一时之间,苏亦也感慨万千。
实际上,不仅常书鸿先生他们,就连关友慧本人对於莫高窟的保护工作也做了不少的贡献。
只是他跟苏亦讲解歷史,不好说自己的功绩而已。
因此,对於这帮坚守敦煌的老前辈,苏亦確实充满了敬意。
现在能够跟隨著他们学习,对於他来说,確实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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