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讲座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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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没有来。
至少对查尔斯·c·凯普莱特而言,那个平安夜在杯中瞥见的,被命名为“春天”的愿景,在1881年的头几周里,依旧蛰伏在伦敦厚重阴沉的雾靄与严寒之下,遥不可及。
在贝克街221b的阁楼里,查尔斯·c·凯普莱特的书桌上,某种不同的“季节”正在更迭。
自然界的春意没有来,来的是他笔下世界掀起的波澜,正將新的压力与机遇,如同混杂著冰雹的急雨,一股脑倾泻在他本就单薄的肩头。
首先掀起波澜的是“m. m. 蒙太古”。
《无人生还》在《小伙子》上的连载甫一开始,那封闭的孤岛、诡譎的童谣、接二连三的死亡以及人人怀揣秘密的设定,便如同投入维多利亚时代阅读市场的一颗浴球,“呲呲”转著圈地放大自己的存在感。
杂誌销量有了可观的提升,读者来信塞满了编辑部,纷纷追问后续与凶手真身。
“蒙太古”这个名字,连同他那神秘莫测的背景,迅速成了伦敦通俗文学圈的新晋话题。
嗅觉灵敏的其他杂誌和出版社闻风而动。
查尔斯开始收到一些试探性的信件,有的来自《伦敦画报》这类同样面向大眾的刊物,有的来自规模小些但稿酬出手更大方的通俗小说周刊,內容大同小异:
询问“蒙太古先生”是否有意向为他们撰稿,题材不限,但暗示如果是类似《无人生还》风格的侦探悬疑作品將备受青睞,稿酬標准“可谈”,且往往附有“急需稿件”、“盼速回復”的字样。
这些约稿意味著更高,有时甚至是翻倍的稿酬,但同时也意味著更紧迫的交稿期限,以及可能更商业化的內容要求。
查尔斯將那些印著不同抬头的信纸在桌上摊开,像审视一副复杂棋局。
每一封信后面,都是一个可以填充牛津学费窟窿的格子,但每一步也都需要他耗费本就稀缺的时间与心力去落子。他必须谨慎选择,平衡收入、精力消耗以及对自己不同“笔名”品牌的长期规划。
就在他於“蒙太古”的盛名与稿约间权衡时,另一封期待已久,却几乎让他不敢再抱希望的信,终於经由《蓓尔美街报》,送到了他的手中。
是詹姆斯·亨利编辑的亲笔。
信的开头是公式化的问候,隨即切入正题。亨利编辑以他一贯审慎而清晰的笔调写道,报社內部经过数轮激烈討论,最终达成了一个颇为大胆的决定:
他们並没有打算在报纸上连载这篇小说,而是提议与查尔斯合作,將其出版成独立的单行本。
“这无疑是一次冒险,凯普莱特先生。”亨利在信中坦言。
“您故事中蕴含的思想衝击力,以及对科学伦理堪称拷问的语句,在报纸专栏的框架下显得过於独特,也过於沉重了。
“然而,正是这种独特与沉重,让我们看到了它作为一部独立作品可能具备的独特价值。”
但机会伴隨著严苛的条件。亨利提出,出版前必须对稿件进行“大幅修改”:
部分过於直白血腥的解剖与改造描写需要缓和;某些涉及宗教褻瀆嫌疑的对话需要调整或刪除;兽人痛苦与挣扎的某些段落被认为“可能引发普通读者强烈不適”,建议简化。
而整个故事的结尾,那股瀰漫不散的绝望与虚无,最好能加入一丝“指向人性反思或未来希望的光亮”。
信的末尾,亨利笔锋一转,语气变得更为私人化:
“另外,请允许我以一个长辈兼朋友的身份多说几句。我注意到近期一些报刊上针对您,特別是针对您那首诗的某些不友善言论。
“请务必不要过於介怀。文坛歷来如此,毁誉参半往往是真正才华开始显露锋芒时的伴生品。那些最刺耳的声音,有时恰恰证明了您触及了某些他们不愿或不敢直视的领域。
“专注於您的故事,修改它,完善它。让它以书籍的形式问世,接受更广泛也更持久的审视,这或许比在报纸上激起一时的水花更有意义。
接著,他仿佛不经意地提起:“另有一事。日前有一封私人信函经报社转来,嘱我交予你。发信人是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位教授,和道奇森教授素有相识。
“他对你发表在敝报的《被盗的桿菌》及你流露出的科学想像力颇为讚赏。他们学院的一个学会定期举办面向公眾的讲座,旨在探討科学前沿与人文思考的交融。
“他认为你的视角独特,故冒昧发来邀请,询问你是否愿意就此主题做一次分享。隨信附上正式请柬。此事不必有压力,全凭你意。”
查尔斯展开那封附在亨利信后的私人请柬。措辞恭敬,落款是伦敦大学学院“科学进步与公眾理解学会”,讲座时间定在两周后的一个下午。
邀请他作为“近期备受瞩目的科学文学作者c. c. 凯普莱特先生”,做一场约一小时的演讲,主题自定,但建议可与“科学幻想中的未来图景与社会启示”相关。
查尔斯放下信,靠进椅背,闭上眼睛。单行本的修改。竞爭性的高稿酬短篇约稿。大学讲座的邀请。
身体在沉默地抗议,胸腔深处传来隱隱的钝痛和痒意。
他知道自己应该谨慎,应该推掉一些,应该以休养为先。
华生一定会这么劝他,哈德森太太也会忧心忡忡。
但脑海中有另一个声音,冷静到近乎冷酷地分析:伦敦大学学院的讲座。
这不是布鲁姆斯伯里区的私人沙龙,这是正式的学术场合,面对的是学者、学生、评论家。
如果成功,这將是“c. c. 凯普莱特”这个身份一次至关重要的“正名”与提升,能极大巩固他在知识界的声誉,其价值远超稿酬。
那些批评的声音,或许能被一次有力的公开亮相所部分抵消。
而“蒙太古”那边的高稿酬,是解决生存压力的最快途径。
单行本的出版,则是长远的名声积累。
风险在於他的身体,在於他能否在短时间內准备好一场高质量的演讲,在於他能否同时驾驭两种创作身份而不露破绽,在於过度消耗之后,那具早已发出警告的躯壳是否会彻底崩溃。
就在他凝神权衡时,楼下起居室隱约传来压低的谈话声,是福尔摩斯和一个陌生而焦急的男声。
断断续续的词句飘上来:“……我必须知道……那只非洲灰鸚鵡……它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福尔摩斯的回应简洁而冷静,带著那种剥离情感的诊断语调。
即便是深夜,贝克街221b的“諮询”业务也未曾打烊。一桩关於会说话的鸚鵡的离奇死亡,或许正为明天的《泰晤士报》奇闻版提供素材。
窗外的光线又暗淡了一些。
查尔斯睁开眼,目光扫过桌上那本福尔摩斯赠送的《英国诗选》,深蓝色的封面在昏暗中显得格外沉静。
“无视杂音,前行即可。”
他深吸一口气,拿起笔,铺开新的信纸。
至少对查尔斯·c·凯普莱特而言,那个平安夜在杯中瞥见的,被命名为“春天”的愿景,在1881年的头几周里,依旧蛰伏在伦敦厚重阴沉的雾靄与严寒之下,遥不可及。
在贝克街221b的阁楼里,查尔斯·c·凯普莱特的书桌上,某种不同的“季节”正在更迭。
自然界的春意没有来,来的是他笔下世界掀起的波澜,正將新的压力与机遇,如同混杂著冰雹的急雨,一股脑倾泻在他本就单薄的肩头。
首先掀起波澜的是“m. m. 蒙太古”。
《无人生还》在《小伙子》上的连载甫一开始,那封闭的孤岛、诡譎的童谣、接二连三的死亡以及人人怀揣秘密的设定,便如同投入维多利亚时代阅读市场的一颗浴球,“呲呲”转著圈地放大自己的存在感。
杂誌销量有了可观的提升,读者来信塞满了编辑部,纷纷追问后续与凶手真身。
“蒙太古”这个名字,连同他那神秘莫测的背景,迅速成了伦敦通俗文学圈的新晋话题。
嗅觉灵敏的其他杂誌和出版社闻风而动。
查尔斯开始收到一些试探性的信件,有的来自《伦敦画报》这类同样面向大眾的刊物,有的来自规模小些但稿酬出手更大方的通俗小说周刊,內容大同小异:
询问“蒙太古先生”是否有意向为他们撰稿,题材不限,但暗示如果是类似《无人生还》风格的侦探悬疑作品將备受青睞,稿酬標准“可谈”,且往往附有“急需稿件”、“盼速回復”的字样。
这些约稿意味著更高,有时甚至是翻倍的稿酬,但同时也意味著更紧迫的交稿期限,以及可能更商业化的內容要求。
查尔斯將那些印著不同抬头的信纸在桌上摊开,像审视一副复杂棋局。
每一封信后面,都是一个可以填充牛津学费窟窿的格子,但每一步也都需要他耗费本就稀缺的时间与心力去落子。他必须谨慎选择,平衡收入、精力消耗以及对自己不同“笔名”品牌的长期规划。
就在他於“蒙太古”的盛名与稿约间权衡时,另一封期待已久,却几乎让他不敢再抱希望的信,终於经由《蓓尔美街报》,送到了他的手中。
是詹姆斯·亨利编辑的亲笔。
信的开头是公式化的问候,隨即切入正题。亨利编辑以他一贯审慎而清晰的笔调写道,报社內部经过数轮激烈討论,最终达成了一个颇为大胆的决定:
他们並没有打算在报纸上连载这篇小说,而是提议与查尔斯合作,將其出版成独立的单行本。
“这无疑是一次冒险,凯普莱特先生。”亨利在信中坦言。
“您故事中蕴含的思想衝击力,以及对科学伦理堪称拷问的语句,在报纸专栏的框架下显得过於独特,也过於沉重了。
“然而,正是这种独特与沉重,让我们看到了它作为一部独立作品可能具备的独特价值。”
但机会伴隨著严苛的条件。亨利提出,出版前必须对稿件进行“大幅修改”:
部分过於直白血腥的解剖与改造描写需要缓和;某些涉及宗教褻瀆嫌疑的对话需要调整或刪除;兽人痛苦与挣扎的某些段落被认为“可能引发普通读者强烈不適”,建议简化。
而整个故事的结尾,那股瀰漫不散的绝望与虚无,最好能加入一丝“指向人性反思或未来希望的光亮”。
信的末尾,亨利笔锋一转,语气变得更为私人化:
“另外,请允许我以一个长辈兼朋友的身份多说几句。我注意到近期一些报刊上针对您,特別是针对您那首诗的某些不友善言论。
“请务必不要过於介怀。文坛歷来如此,毁誉参半往往是真正才华开始显露锋芒时的伴生品。那些最刺耳的声音,有时恰恰证明了您触及了某些他们不愿或不敢直视的领域。
“专注於您的故事,修改它,完善它。让它以书籍的形式问世,接受更广泛也更持久的审视,这或许比在报纸上激起一时的水花更有意义。
接著,他仿佛不经意地提起:“另有一事。日前有一封私人信函经报社转来,嘱我交予你。发信人是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位教授,和道奇森教授素有相识。
“他对你发表在敝报的《被盗的桿菌》及你流露出的科学想像力颇为讚赏。他们学院的一个学会定期举办面向公眾的讲座,旨在探討科学前沿与人文思考的交融。
“他认为你的视角独特,故冒昧发来邀请,询问你是否愿意就此主题做一次分享。隨信附上正式请柬。此事不必有压力,全凭你意。”
查尔斯展开那封附在亨利信后的私人请柬。措辞恭敬,落款是伦敦大学学院“科学进步与公眾理解学会”,讲座时间定在两周后的一个下午。
邀请他作为“近期备受瞩目的科学文学作者c. c. 凯普莱特先生”,做一场约一小时的演讲,主题自定,但建议可与“科学幻想中的未来图景与社会启示”相关。
查尔斯放下信,靠进椅背,闭上眼睛。单行本的修改。竞爭性的高稿酬短篇约稿。大学讲座的邀请。
身体在沉默地抗议,胸腔深处传来隱隱的钝痛和痒意。
他知道自己应该谨慎,应该推掉一些,应该以休养为先。
华生一定会这么劝他,哈德森太太也会忧心忡忡。
但脑海中有另一个声音,冷静到近乎冷酷地分析:伦敦大学学院的讲座。
这不是布鲁姆斯伯里区的私人沙龙,这是正式的学术场合,面对的是学者、学生、评论家。
如果成功,这將是“c. c. 凯普莱特”这个身份一次至关重要的“正名”与提升,能极大巩固他在知识界的声誉,其价值远超稿酬。
那些批评的声音,或许能被一次有力的公开亮相所部分抵消。
而“蒙太古”那边的高稿酬,是解决生存压力的最快途径。
单行本的出版,则是长远的名声积累。
风险在於他的身体,在於他能否在短时间內准备好一场高质量的演讲,在於他能否同时驾驭两种创作身份而不露破绽,在於过度消耗之后,那具早已发出警告的躯壳是否会彻底崩溃。
就在他凝神权衡时,楼下起居室隱约传来压低的谈话声,是福尔摩斯和一个陌生而焦急的男声。
断断续续的词句飘上来:“……我必须知道……那只非洲灰鸚鵡……它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福尔摩斯的回应简洁而冷静,带著那种剥离情感的诊断语调。
即便是深夜,贝克街221b的“諮询”业务也未曾打烊。一桩关於会说话的鸚鵡的离奇死亡,或许正为明天的《泰晤士报》奇闻版提供素材。
窗外的光线又暗淡了一些。
查尔斯睁开眼,目光扫过桌上那本福尔摩斯赠送的《英国诗选》,深蓝色的封面在昏暗中显得格外沉静。
“无视杂音,前行即可。”
他深吸一口气,拿起笔,铺开新的信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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